慕尼黑協定八十七年

——給當代從政者與自由世界公民的提醒

1938年9月30日，一紙協定在德國慕尼黑簽下。張伯倫、達拉第、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四人坐在同一張桌上，他們相信，只要犧牲一塊土地，就能挽回整個世界的和平。那一塊土地叫蘇台德，那個被犧牲的國家叫捷克斯洛伐克。簽署後的第二天，倫敦街頭舉國歡騰，英國首相張伯倫手持協定，高呼「我們帶回了和平」。然而，那份和平只維持了十一個月。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歐洲的火焰再次點燃，張伯倫的「和平文件」成了歷史上最沉痛的諷刺。

簽署的當天，捷克斯洛伐克並不在場。

慕尼黑協定不是外交的勝利，而是歷史的懦弱。它告訴我們：當自由世界選擇妥協，暴政便選擇進攻。希特勒並不會因讓步而滿足，而是因軟弱而確信：「我可以繼續前進，沒有人會阻止我。」那一刻，歐洲失去了警覺，自由世界失去了道德的底線。

歷史不會精確重演，但人會犯同樣的錯。今天，我們再次看見「民族自決」被挾持成藉口，「歷史正義」被扭曲成侵略的辯詞，「和平統一」被包裝成併吞的開場。2014年的克里米亞、2022年的頓巴斯，普丁的邏輯與希特勒如出一轍：「那裡有我們的族人，他們需要保護。」這句話在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上同樣被提出。烏克蘭的城市被炸成廢墟，但世界上仍有人說：「也許該讓出幾個州，換取和平。」這就是新的慕尼黑協定，只是這一次，協定還沒簽下，妥協的語言已經出現在世界的報紙與外交辭令中。歷史的悲劇正在以另一種語言復活。

在亞洲，另一個蘇台德，早已在七十多年前上演。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阿沛·阿旺晉美赴北京，簽署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文件中寫滿「和平」「自治」「宗教自由」等字眼，卻是在軍隊壓境、別無選擇的情況下簽下的。協議表面上承諾不改變制度、不干涉宗教，但實際上，隨著解放軍進藏，西藏的政權架構、軍事力量與宗教制度逐步被接管與重構。短短幾年後，西藏失去了事實上的主權與自主，達賴喇嘛被迫出走。那份「和平協議」成了吞併的法理外衣，西藏的結局，成了亞洲版的慕尼黑。

而現在，台灣國民黨總是想著如何與中共簽屬和平協議，奏一場月光下的和平進行曲。

這種「以和平為名的協議」有一個共同特徵：它不是談和平，而是簽下失去的自我同意書。強權用「談判」的形式包裝壓力，用「協議」的文字掩蓋武力的事實，用「民族自決」「歷史歸屬」「一國兩制」等辭語麻痺世人的警覺。當年捷克的政府被排除在慕尼黑會議之外，1951年的藏方代表也在壓力下妥協簽下協議。兩者的共通點，是簽屬後弱者的沉默與國際的冷漠；不同點是，捷克蘇洛伐克並非自願，但西藏卻是選擇主動降伏。

如今，台灣也正被引向類似的陷阱。有人高喊「簽和平協議、避免戰爭」，聲稱那是理性與務實的選擇。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與不守信用的強權簽署「和平協議」，不會帶來和平，只會換來鎖鏈。只要對方仍保留武力威脅、政治滲透與資訊戰手段，任何和平文件都只是戰略陷阱的包裝紙。從蘇台德到西藏，從克里米亞到台灣，所有被標上「和平」字樣的協議，若沒有真正的對等與主權保障，最後都變成歷史上的投降文書。雖然蘇台德、西藏與克里米亞的事件已經發生，但如果國際綏靖主義與當地人民的和平主義繼續抬頭，那烏克蘭東部的割讓、台灣的「回歸」是遲早的事。

綏靖主義不是外交策略，而是一種政治上的自我麻醉。它讓人相信，只要少一點原則，就能換來更多時間；但時間並不會站在軟弱的一方。每一次退讓，都是在告訴侵略者：「你是對的，我不敢反抗。」每一次沉默，都是在削弱盟友的信心與國際法的權威。戰爭從來不是因為強權太強，而是因為自由世界的意志太弱。

今天，當烏克蘭仍在抵抗，當多數台灣人仍在堅守民主，當日本、韓國與太平洋島嶼都面臨新形態的威脅時，我們應該記住：妥協的和平不會持久，軟弱的和平也不會真正和平。如果我們再次以「談判」「和解」「雙方克制」來取代對侵略的譴責，那麼我們將親手簽下新的慕尼黑協定，只是這一次，受害者不止一國，而是整個自由世界。

歷史並不是遙遠的故事，而是一面鏡子。每一個失去底線的領袖，都會在鏡中看到張伯倫那張蒼白的臉，也會看到阿沛·阿旺晉美那一紙無奈的簽名。他們都以為自己挽回了和平，實際上則是打開了戰爭的大門。今天的世界仍有機會選擇另一條路，就是選擇堅定，選擇原則，選擇不向暴力低頭。自由不該被討價還價，和平不該建立在恐懼之上。當侵略者再次敲門時，會不會又簽下新的慕尼黑協定，會不會也簽下另一份「十七條」。記住一件事情，下一次，戰火燒的不會只是歐洲，也不只是青藏高原，而是整個人類文明的邊界。

你要選擇重演歷史，還是拒絕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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