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曝光:中共通过一名知名学术间谍打通斯坦福—能源部实验室秘密渠道,获取大量数据帮助中共秘密核武计划!

图片来源:@Byron_Wan
【路德社·报道 ET 2025年12月2日】

斯坦福学生刊物《Stanford Review》于2025年12月1日刊发一篇调查报道,指称斯坦福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系主任、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斯坦福材料与能源科学研究所副主任毛立文(Wendy Li-Wen Mao),在过去约20年间与被美加官方认定为中国核武器项目“别名”的高压科学与技术先进研究中心(HPSTAR)保持长期、密切合作,涉及至少50篇联合论文、5名与“高科中心”有关的博士生培养、在“高科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以及使用美国多家国家实验室的敏感设备和经费。报道认为,这一合作模式触及美国对中国科研合作的多重红线,包括实体清单、NASA“沃尔夫修正案”、能源部外籍关联披露和出口管制等条款。


一、HPSTAR 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美加官方点名的“核武别名”

报道援引美国官方文件指出,HPSTAR 全名为“高压科学与技术先进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gh Press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Research),中共国简称为“高科中心”,研究方向是利用金刚石对顶砧、同步辐射光束和 X 射线衍射等手段,研究材料在极端高压高温条件下的性质。

美国商务部于2020年将“高科中心”列入“实体清单”。该清单对“高科中心”的描述是,此机构“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CAEP)拥有、运营或直接隶属”,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负责中国核武器研究、开发和试验的技术综合体”,并自1997年6月30日起以中国为目的地列入实体清单。

加拿大政府在2024年公布的“具名研究机构名单”(Name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List)中,则直接把“高科中心”标注为中国核武项目主导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个“别名”。

报道同时引述美国高压材料专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前主席雷蒙德·让卢瓦(Raymond Jeanloz)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述。他指出,高压实验确实被核武器领域的科学家使用,“如果有人利用金刚石对顶砧或冲击波来研究与核武器相关的材料,那就是高度敏感的领域;如果这些方法再直接用在敏感核材料上,这种实验手段与这些材料的结合就会让人高度警觉”。

在这一背景下,《Stanford Review》强调,毛立文及“高科中心”的公开论文虽然并未直接涉及武器试验、设计或研发,但他们进行的精确高压测量与相关理论工作,构成了现代核武器和先进武器设计的基础性知识框架,而在此类设计中,对材料在接近爆轰条件下的行为进行高精度建模至关重要。


二、至少50篇论文与5名博士生:跨越实体清单前后的合作网络

按照这篇调查文章的梳理,自大约20年前起,毛立文至少与“高科中心”联合署名发表了约50篇学术论文,其中在“高科中心”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之后,仍至少有12篇同行评审论文继续保持合作。

在经费层面,论文中的致谢信息显示,毛立文与“高科中心”合作的相关研究,先后获得多家美国联邦机构资助,包括:
能源部(及其下属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NNSA、阿贡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部(DOD)、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陆军研究办公室(ARO)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

在人才培养方面,报道称,毛立文至少在斯坦福和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实验室中,培养了5名现任“高科中心”员工作为博士生或博士后:
其中一名目前仍在毛立文课题组攻读博士,她在2015年至2018年间在“高科中心”工作3年,获得凝聚态物理硕士学位后再赴斯坦福深造;另外4人则是在斯坦福完成博士训练后返回中国,在“高科中心”任职。报道强调,这只是通过网络与档案检索目前能够确认的人员名单。

一名熟悉此事情况的川普第45任政府高级官员在接受《Stanford Review》采访时表示,毛立文“培养了5名与中国核武器项目有关联的博士生”,他认为,“斯坦福不应允许其联邦资助的研究实验室变成与中国核项目相关实体的训练基地”,“毛立文与“高科中心”持续而广泛的学术合作,本身就足以构成解聘的理由”。


三、“高科中心”访问学者身份与能源部外籍关联披露规定

报道指出,至少在2016年至2019年间,毛立文曾在“高科中心”上海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并保留有“高科中心”邮箱地址。不过,她在斯坦福内部的简历与个人简介中列出了43项学术或机构隶属关系,却没有披露这段“高科中心”任职经历。

中国科研安全问题专家、数据平台“Data Abyss”开发者 LJ·伊兹(LJ Ead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能够接触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和其他国家实验室的人员而言,美国能源部第486.1A号命令要求必须申报所有境外任职关系。他指出:“对于拥有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和其他国家实验室访问权限的人来说,境外隶属关系必须依照能源部486.1A号命令进行披露。毛博士未披露的“高科中心”职务,加上她仍在使用的“高科中心”邮箱,引发了一个合理的担忧,那就是她是否遵守了联邦披露要求,以及斯坦福是否掌握了管理外国影响风险所需的信息”。

由于毛立文在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等敏感国家实验室拥有职位,她理应受到上述披露义务的约束。报道同时指出,毛立文并未就自己是否遵守这一规定,回应《Stanford Review》的置评请求。


四、中方国家安全学术基金:中美核安全机构“共同出资”的基础研究

调查显示,毛立文不仅与“高科中心”合作,还在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主办的期刊《极端条件下的物质与辐射》(Matter and Radiation at Extremes)上发表文章,并于2020年以作者之一身份参与了一篇题为《四维地球系统的关键问题》的论文。

报道指出,负责美国核武器项目的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与负责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国家安全学术基金(NSAF),在多项毛立文参与的研究中同时作为资助方出现。

根据由乔治城大学翻译的中国核项目内部泄露文件,NSAF 的定位是加强“面向国家安全的探索性基础科学研究”。文件原文提到:“国家安全学术基金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开辟了新途径,使其能够凭借国家安全需求的牵引力,吸引全中国的科技力量开展基础研究”。

报道统计,毛立文至少以共同作者身份,参与了6项由 NSAF 资助、与“高科中心”合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项目。在相关论文的经费致谢中,“高科中心”被描述为“由国家安全学术基金(NSAF,项目号 U1530402)资助的机构”。这意味着,在若干项目中,美国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国家安全学术基金,事实上在同一批高压物理和材料研究上“共同出资”。


五、NASA“沃尔夫修正案”与系外行星论文的争议

2024年11月23日,一篇题为《轻元素与铁的成键:对双星系统之外行星核心的启示》的论文公开发表,毛立文为共同作者之一,合作者中包括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王文忠。该论文同时致谢了 NASA 系外行星项目的资助。

《Stanford Review》指出,美国国会通过的“沃尔夫修正案”(Wolf Amendment)禁止使用 NASA 资助经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构”开展合作。NASA 在相关说明文件中明确写道:“这意味着,仅仅不把 NASA 资金直接汇往中国机构是不够的;相反,获得 NASA 资助的单位不得将任何 NASA 资助款项用于与中国机构开展的任何形式双边合作项目”。

伊兹就此表示:“‘沃尔夫修正案’禁止接受 NASA 资助的研究人员,在未经豁免的情况下参与与中国机构的双边项目。当一位得到 NASA 支持的斯坦福教授,与来自中国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署名论文时,责任在于相关机构,他们必须能够证明已经获得豁免。斯坦福和毛立文在这方面并没有豁免记录。如果没有豁免,这项工作就明显处在一个严重的‘沃尔夫修正案’风险区间内”。

《Stanford Review》表示,尚无法确认相关项目是否获得过豁免授权。毛立文同样未就自己是否遵守“沃尔夫修正案”要求作出回应。


六、出口管制与国家实验室敏感设备:基础研究之外的“实操风险”

报道注意到,直到2025年9月12日,毛立文仍以共同作者身份,与3名“高科中心”研究人员合作发表论文。该项研究中,“高科中心”研究人员使用了多家美国政府实验室的先进设备,包括:
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先进光子源由高压协作访问团队(High Pressure Collaborative Access Team)进行的 X 射线衍射实验,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进光源 12.2.2 号光束线开展的实验,以及由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支持的 X 射线衍射测量等。

伊兹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美国法律框架下,“基础研究一般是合法的,但出口管制仍然适用于对敏感设备的实际操作接触”。他指出:“当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或其他国家实验室中受出口管制的激光器,与斯坦福校园里与“高科中心”有关联的学生(也就是毛博士在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培养的博士生)及其合作者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风险,那就是受管制的美国技术和专门 know-how 被转移给一个与中国核武项目保持一致的机构”。

前述川普第45任政府高级官员则进一步表示,“高科中心” “本不该获得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访问或使用权”。他指出,毛立文及其合作者“极有可能为“高科中心”促成了对受出口管理条例管制项目的使用,包括《出口管理条例》中第6类关于传感器和激光器的项目,以及第3类关于电子设备和 X 射线探测器的项目”。这名官员将此形容为科研安全领域“令人震惊的失守”。


七、通过联合项目获取国家实验室资源 与美国国会的预警

作为案例,《Stanford Review》举出一项具体研究项目。该项目由毛立文、来自“高科中心”的刘进(曾在她的课题组攻读博士)以及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孟越等人共同署名。论文致谢中写明,这项研究“由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提供支持”,并“感谢使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计算资源”以及“在阿贡国家实验室进行的 X 射线衍射实验”,同时再次注明“‘高科中心’由国家安全学术基金(NSAF)提供资助”。

报道认为,这意味着在同一项目中,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国家安全学术基金,一方面作为共同资助方,另一方面又共同依托美国敏感国家实验室的资源完成研究。

伊兹评论称:“毛博士实际上是通过自己在斯坦福和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职位,为与“高科中心”有关联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通向美国国家实验室资源、培训、设备以及资助研究的通道。而这种通道,正是中国科研体系试图在海外加以培育和构建的那一类”。

报道还提到,2023年,美国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李曾向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和阿贡三家国家实验室发出公开信,警告称,有报告显示这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一些联邦资助的敏感领域研究中,“利用了中国军方的资源”。《Stanford Review》将毛立文与“高科中心”相关项目视为这一更大问题图景中的一环。


八、“国防七子”和军方重点实验室:防务高校合作线索

调查还发现,除了“高科中心”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体系之外,毛立文还与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开展过联合研究。这两所高校都被视为中国军工系统的关键科研院校,被外界称为“国防七子”之一。相关论文中同样致谢了美国能源部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

与此同时,毛立文还曾与上海交通大学“纳米制造科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开展研究,该实验室被中国政府列为军工相关的重点实验平台之一。


九、家族背景:从 CDAC 到“高科中心”的延伸链条

报道特别提到,毛立文的父亲毛河光(Ho-Kwang Mao)曾是美国高压物理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而高压物理是核武器研发的基础学科。

毛河光曾领导由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共同资助的“卡内基—能源部联盟中心”(Carnegie–DOE Alliance Center,简称 CDAC)。在他的监督下,这一中心与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为美国核武器战备和核弹头储备维护培训人员并提供技术支持。

2012年,在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延揽后,毛河光创建了“高科中心”,并将其作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下属机构运行。《Stanford Review》认为,这条从 CDAC 延伸到“高科中心”的链条,使得毛立文与“高科中心”的合作,必须放在中美核项目长期交流的更大历史背景下观察。


十、斯坦福的制度性困境:基础研究豁免与研究安全真空

《Stanford Review》披露,早在一年多以前,伊兹就已将有关毛立文合作情况(包括她在“高科中心”的正式角色)的文件提交给美国能源部、联邦调查局以及斯坦福大学。但目前来看,包括能源部、国防部、DARPA 和多家国家实验室在内的联邦机构,仍持续资助与 “高科中心”等被列入实体清单机构交织的研究项目。

文章指出,根据现行美国法规,毛立文与“高科中心”的大部分合作项目,很可能被归类为“基础研究”。联邦对基础研究的定义是:其结果“会被公开发表并广泛分享,不受任何出于专有或国家安全原因的限制”。在这一定义下,即便合作对象是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机构,只要属于基础研究范围,一般并不被明令禁止。

《Stanford Review》认为,这恰恰暴露出美国研究安全框架中的结构性空白:在“基础研究”这一豁免之下,大量与中国军民融合体系存在关联的合作获得了法律上的通行证,却缺乏足够的风险审查和政策应对。

伊兹在分析斯坦福整体情况时表示:“毛立文的案例并不孤立。当我对斯坦福的科研发表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至少1300篇论文涉及与中国军民融合体系相关的实体。这是一种更广泛的合作模式,把斯坦福的研究人员与具有明确国防属性的中国机构联系在一起”。

文章最后写道,在一个“谁率先开发出更优技术,谁就获得决定性优势”的世界里,美国“承受不起在战略上的自满”。保护美国科研基础设施,“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斯坦福大学和联邦政府“必须采取严肃且早就应当采取的步骤,以确保那些对国家任务至关重要的研究保持完整性”。

据报道,截至发稿前,毛立文教授没有回应《Stanford Review》的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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