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院监督委员会公布第三批爱泼斯坦资料：提及埃隆·马斯克与安德鲁王子

9月14日，美国转折点（TPUSA）表示，在创办人查理·科克遇刺后48小时内，收到超过32000份在全美校园新建分部的申请/咨询。

【路德社·报道 ET 2025年8月27日】 8月18日，多家主流媒体确认：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将加入联邦调查局出任“联合副局长（Co-Deputy Director）”，与丹·邦吉诺并列，由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与FBI局长卡什·帕特尔任命。贝利已宣布辞去州总检察长职务，密苏里州随后任命 Catherine Hanaway 接任。这个变动是对 FBI 内部路线的再校准。 看待贝利的人事变更意义，就必须把他在“新冠病毒问责/溯源相关”战线上的打法放进时间轴里。2025年3月7日，密苏里东区联邦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关联八家被告（含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等）作出缺席判决，金额逾240亿美元，裁判主文聚焦于疫情初期对个人防护装备（PPE）的垄断与囤积、违反联邦与州反垄断法，造成密苏里州层面的经济损失。这是美国各州对中方就疫情损害提起行动中罕见落地的巨额金钱判决，而且裁判文书明确列示了涉武/汉实体在被告之列。贝利当日对外宣告胜诉，并将之与后续的执行行动绑定。需要如实说明：这份判决是就“PPE反垄断与民事损害”定性，并未对“病毒起源”作司法认定，但在事实链条与被告范围上，与溯源议题高度交叠。 胜诉之后，贝利把战线从“判决”推进到“执行”。他在公开场合与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若不支付，将寻求查封中资资产与农地，以实现判决。这一立场随后被美联社等媒体跟进，业内也评估跨主权执行的难度与路径。无论各方态度，这一步把“问责”从舆论与诉讼推进到资产层面，把执行压力引入美国州域与联邦层面的协同。 更早在信息公开与“溯源讨论空间”的层面，贝利是 “Murthy v. Missouri” （原 Missouri v. Biden）案件的主力之一。他在国会监督委员会作证与提交材料，聚焦联邦部门与平台在疫情叙事中的协同管控，明确点名“Lab-Leak”为当前关于起源的领先理论，主张解除对相关讨论的压制、持续取证、释放更多文件与证词。这条战线不是“直接鉴定起源”，但它打通了信息流与证据流，是推动溯源从“被动接受权威口径”转向“基于材料的公开审视”的关键支路。 把这些节点与华盛顿层面的调查结论放在一起看，脉络更清楚。众议院“新冠特别小组”在2024年12月发布的520页最终报告，给出了“最可能源于武汉一次与实验室相关事件”的判断，围绕高风险研究、监管与资助链条提出多项后续处置建议。贝利的州级诉讼与取证路径，与这一国会层级的调查结论方向同向共振。 因此，贝利入职 FBI，对溯源与问责意味着几层现实效应。第一、是执行链条的补齐。240亿美元判决的跨域执行，本质上需要州—联邦—情报/执法的信息与行动协同，尤其涉及资产识别、关联主体梳理、潜在的安全与反情报评估。贝利既是判决的获取者，又将成为FBI高层的一环，有条件把“州级案件的执行痛点”变成“联邦层面的任务拆解”，这不是口号，是组织结构与权限范围变化带来的现实增益。 第二、是线索与档案层的再打开。FBI过往对“实验室相关事件”的评估在公开资料中并非空白，但外界对档案透明度与跨部门信息共享的质疑长期存在。贝利的过往打法强调“文件、证词、邮件链”的系统性释放，进入FBI后，这套“以文件推动公共判断”的作风有望嵌入机构流程，与国会报告的后续落地形成互为支撑的闭环。…

【路德社·报道 ET 2025年9月6日】 今天，美国会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发布视频：今日发布的、为期两年的委员会调查与报告，揭示中共如何利用美国高校，并获取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以推动其军事与技术崛起。Lude Press 美国众议员国会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9月5日发布专题调查《狐狸进了鸡舍（Fox in the Henhouse）》，称在过去两年内，有1400篇同时署明获得五角大楼资助/支持、并与中国大陆机构合作的论文；这些论文对应约700项国防经费资助、总额超过25亿美元。委员会指出，其中逾半的论文合作方与中国的国防科研与工业体系存在隶属或业务关联。报告以两段强调性原话点题：“美国纳税人的钱应该用来保卫国家——而不是壮大我们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如果不保护美国科研免受敌对势力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将被持续侵蚀，国家防务能力也将承受风险。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报告称，这些合作覆盖高超声速、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网络战、情报/监视/侦察（ISR）系统以及下一代推进等敏感领域，“许多项目具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更令人警惕的是，相当一批中方合作机构位列美国政府各类受限清单（如商务部BIS实体清单、DOD 1260H/1286清单等），但国防部科研与工程体系（DOD R&E）并未形成一套统一、前置、可执行的禁止与监测机制，且在所谓“基础研究可开放”的惯性下，并不系统禁止与上述高风险实体的合作。 报告逐一给出案例。其一与卡内基科学研究所（Carnegie Science）相关：一名地球物理学家在美国承担国防部支持的研究同时，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固体物理所/合肥物质所），研究方向涉及高能材料、氮元素与高压物理，均与核武器研发有关。该学者在中国曾获表彰，被指“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委员会将此列为“深度令人不安的例子”，认为这说明北京如何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反哺其武器发展。卡内基方面回应称，其工作符合法律、属于公开的基础研究、完全非涉密，并表示相关经费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大型科研仪器项目，而非国防部资助。 其二为一项“不确定环境下的高风险决策”研究，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七子”之一）合作发表，经费来自海军研究办公室（ONR）、陆军研究办公室（ARO）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报告称该研究对电子战与网络防御具有直接应用，并提示可能触及“沃尔夫修正案”（Wolf Amendment）关于NASA与中国实体合作的限制（需国会豁免及FBI认证）。 在机制层面，委员会直指DOD R&E风险矩阵与合规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未将受限清单（如BIS实体清单、SASTIND共管高校、被认定参与人权侵害/大规模监控的机构等）系统纳入一体化禁止或强约束框架；部门间风控评审不互通、事后合规与监测缺位、缺乏统一申报门户、对外籍学生与“关键人员”之外的参与者审查不足，甚至对以对华优先/先行在华申请专利的行为仅作“不鼓励因素”处理而非禁止。委员会据此建议开展受影响资助的“损害评估”、建立统一培训与数据库访问、并补全伦理与人权风险条款等。 为从制度上“关闸”，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同步推出《安全资助与专长免遭敌对剥削法案》。该法案拟禁止向与外国敌对方控制实体合作的研究者提供联邦STEM经费，禁止向与此类实体保持伙伴关系的大学提供国防部经费，并强化披露研究者与外国对手的合作、资金、出行与隶属关系。委员会表示，“我们期待尽快推动立法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报道亦呈现初步回响与争议。中国驻美使馆对报告表述为“毫无根据（groundless）”；美国国防部尚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委员会方面强调，其目的不是完全切断对华学术合作，而是聚焦与中共军工体系相关的合作环节；美教育部官员则以此呼吁提升高校国际合作透明度与政府跨部门的“整体政府”防护。 总体看，这份长达近80页的报告与配套数据，系统描绘了开放科学在与国家安全交叉地带的脆弱点：当军民融合、人才引进计划与联合实验室成为知识“单向流”的管道时，传统的“基础研究不设防”逻辑将难以为继。如何在开放与护栏之间重塑边界、并将清单—禁令—执法闭环化，正是《狐狸进了鸡舍》将推动的一场政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