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公开向伦敦下最后通牒：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并将台湾议题与“超级使馆”直接绑在一起

【路德社·报道 ET 2025年10月26日】

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公开要求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站在一个中国原则这一边”，并宣称中国已经准备好为重新掌控台湾“不惜一切代价”。他把台湾问题直接定义为中英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并将这一定义和英国国内的安全争议、间谍指控案件、以及北京计划中的伦敦大型使馆项目放在同一框架下施压英国政府。

郑泽光在英国媒体撰文时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他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同属同一个中国”，并声称台湾问题不只是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郑泽光把台湾的地位与二战结果和战后安排直接挂钩，声称“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成果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援引《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强调当时明确写明日本必须把台湾归还中国。他又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描述为“从政治、法律和程序层面，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称联合国秘书处法律意见“明确指出联合国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单独地位”。他警告说，任何主张台湾应当以单独身份进入联合国体系的说法，都是在“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

郑泽光把英国点名为必须承担“特殊责任”的一方。他的说法是，英国是二战主要战胜国、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英国有责任“捍卫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他提出，英国如果真正履行这种责任，就必须“反对任何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图谋”，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并且在涉台事务上“谨慎而妥善”行事。

他将一切追溯到1972年建交时的文件。郑泽光引用中英双方在1972年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的公报，强调英国政府当时“承认中国政府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并宣布将于1972年3月13日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同时，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郑泽光称，这是英国作出的“明确无误的承诺”，并指出“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他的论点是，既然英国当年给出了承诺，那么伦敦今天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与北京保持一致，把台湾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北京正在把台湾议题升级为中英政治关系的前置条件。郑泽光直接写道，确保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英国政府继续接受“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并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事务。他警告说，虽然中国“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阻止任何外部干涉”，并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对台湾的掌控。

英国方面立即出现强硬反驳。前安全事务大臣汤姆·图根哈特表示，自1972年以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是历史事实”，但他强调，英国“从未承认或支持这些主张，包括对该岛的绝对主权主张”。图根哈特还指责北京“试图歪曲国际法”，尤其是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解释成中国对台湾拥有统治权的法律依据。他强调，台湾的前途“理应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他还说，靠“经济胁迫来迫使他人屈服，并不会让这种做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图根哈特进一步指出，台湾的战略意义在英国政界“被严重低估”，并把台湾定义为“一个民主政体”和“在全球最有价值商品之一的生产上扮演关键角色的伙伴”。

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重申，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该部发言人强调，英国认为台湾问题必须“由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通过任何一方“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这同样对应英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战略模糊”方针：伦敦“承认”北京声称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不“背书”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也没有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郑泽光则试图把英国对中方立场的“承认”解释成对中方主权主张的接受，等同于要求伦敦在法律和外交话语上站到北京那一边。

工党内部的表态强调延续性。工党籍国会议员、下议院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艾米莉·索恩伯里表示，英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并称英国将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联系。她说，英国与中共国的关系“依然稳固，建立在强劲的贸易往来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上”。她同时强调，英国虽然“不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之间存在“牢固的非官方关系”。

保守党议员艾丽西亚·克恩斯则从另一个角度攻击现任政府。她表示，中共国大使的措辞体现出他对英国长期涉台立场“公然的蔑视”，而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党那种过分恭顺的姿态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北京的底气”。她指控说，现任政府“在悬赏通缉与绑架威胁香港人的问题上，都没有就此质问大使，更没有就他们对下议院的攻击作出追责”。她本人曾雇用克里斯托弗·卡什担任议会研究员。卡什正是近期涉华间谍案的被告之一。

所谓“涉华间谍案”已在伦敦的政治攻防中被放大。两名英国公民克里斯托弗·卡什与克里斯托弗·贝里被指控向中共国情报方提供涉及英国政界和议会环境的敏感信息，检方最初以《官方保密法》为基础提出指控，指称他们向“敌对方”输送可能损害英国安全或利益的信息。案件后来被检方撤销，审判告吹，引发英国国内广泛指责。公开信息显示，王室检控署在内部说明中写道，检方“已经竭尽所能”，但要在法庭上推进此案，政府需要在法律上把中共国界定为“敌对方”。检方表示，他们“在许多个月里”向现任政府索取这种定性材料，但最后得出的评估是，所需材料不会到位。批评者据此指控，工党政府“故意让审判流产以免激怒中国”。唐宁街否认下令干预，称检方是独立决策。首相基尔·斯塔默的说法是，检方必须“依据案发时的现实状态起诉当事人”，而不是事后单独为此案把中共国在法律上重新定义成“敌对国家”。

这一指控被保守党进一步放大，形成对政府“对华太软”的叙事。批评者宣称，政府为了维持对华经贸与投资通道，选择在安全议题上后退。他们指向工党在竞选时提出的经济主线，即要通过引入外资“重振经济增长”，并宣称要开启“长达10年的国家复兴”。在反对者的叙述里，这意味着工党政府愿意淡化中共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换取投资和贸易。

与台湾议题同步升级的，还有中共国在伦敦推进的一处大型使馆园区。该项目被英国政界和媒体称为“超级使馆”。选址是伦敦塔桥和圣凯瑟琳船坞一带、也就是英国皇家铸币局旧址，规划面积大约61万平方英尺，规模被描述为远大于中共国驻英现有主要使馆建筑，甚至大于现有的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规划显示，这处园区会整合签证中心、文化展示空间、办公设施，并包含大约225套公寓式住宿单元。英国安全机构、情报官员以及多名议员警告，该地点紧邻伦敦金融城与关键政府节点，地下敷设有重要光纤通信电缆。批评者称，这座园区可能包含未经公开的地下空间，被形容为“间谍地堡”，可以被用来接入伦敦的高敏感度数据通道，甚至被用来在英国本土对异议人士进行监视、威吓，乃至非法拘押。反对者还强调，该园区在象征意义上等同于在伦敦金融核心区树起一个受中共国外交豁免保护的封闭据点。

英国地方层级曾经否决过这项规划，理由包括安保和公共秩序风险。但在工党政府上台后，决策权被上收到中央层级。一些保守党议员公开警告，工党政府“已经在尝试为这个项目打开绿灯”，甚至有舆论称北京已经放出口风，威胁说如果英国否决这处“超级使馆”，就会有“后果”。与此同时，英国国内也出现法律质询，有律师界观点认为，如果现任政府事先向中共国方面就此项目给出保证，这种“预设立场”可能构成行政法意义上的程序不当，可能在司法复核中被推翻。

对工党政府来说，三条线正在交织到同一问题：第一，国安系统和反对党都在指责政府“为避免得罪北京”而让涉华间谍案流产；第二，北京要求伦敦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把台湾直接定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把这描述为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第三，中共国方面推动在伦敦落地一处前所未有等级的“超级使馆”，同时警告如果遭拒就会有“后果”。这三条线叠加后，被解读为北京在同一时段内对伦敦施加系统性压力。

郑泽光的文字把这一压力公开化。他声称，“我们希望英国政府恪守它在1972年作出的庄严承诺”，并且要“谨慎而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同时“坚决反对‘台独’”。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写道，中共国将继续推动“和平统一”，但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任何“外部干涉”。在伦敦政界的解读里，这不只是对台湾的宣示，也是对英国政府在台湾表述、在情报审判、以及在“超级使馆”审批问题上的公开施压。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已被北京直接放在中英双边关系的正中央，并被与英国本土安全争议和英国首都的敏感设施建设绑定在同一叙事里。对首相基尔·斯塔默而言，这不仅是经贸和投资问题，也不只是外交话术问题，而已经变成对工党政府对华路线的整体压力测试：伦敦是否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明确站到北京的定义之下，同时在英国本土实际让渡安全与信息面，换取所谓“稳定的关系”和长期投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