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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国全权使节–美国人蒲安臣
伟大的世界公民—安森·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
安森·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与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受聘为中国全权使节的美国人。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于纽约州新柏林。1823年随父母迁居俄亥俄州，十年后再移居密歇根州。1838年至1841年，他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分校；18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随即在波士顿执业并步入政界。1848年，他为自由土地党发表的演讲使其声名鹊起。1853年，他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并短暂加入“知无党”。此后美国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蒲安臣坚定站在废奴一方。1854年，他参与创建共和党，并促成该党在马萨诸塞州的建立。1855年起，他出任美国国会议员，连任六年。在1856年，他发表《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演说，成为废奴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
1861年，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第十三任美国驻华公使。1862年7月，他抵达北京，成为首批常驻北京的西方公使之一。在任期间，他贯彻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合作政策”，主张以公正外交取代武力外交：不要求、不占领租界，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这种相对温和的立场赢得清政府信任，也使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区别于英、法、俄等列强的强权作风。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外机缘，让美国人蒲安臣成为晚清政府的第一位官方使节？
第一，《天津条约》的修约压力。1867年适逢《天津条约》十年期满，各国纷纷要求修约。清政府不免联想到十年前英法以修约为名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历史。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朝廷决定主动遣使出洋，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先发制人。
第二，恭亲王奕訢的支持。1864年，普丹战争爆发，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扣押丹麦商船。总理衙门依据同文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据理力争，最终和平解决。此事让恭亲王深感“懂西法”的重要性，于是更坚定了遣使出洋的主张，并主动奏请任命蒲安臣为钦差大臣。
第三，清廷在礼节问题上的顾虑。最令朝廷为难的，是出访时如何行礼。若见外国皇帝而行叩头大礼，将严重有损“大清体统”；若坚拒，则可能伤害外交场面。于是，一个折中的妙计出现了：让洋人蒲安臣出任首席使节，如果必要行礼，便由他代行，清朝官员则退居幕后负责交涉。
第四，蒲安臣个人赢得清政府信任。作为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和共和党创始人之一，他曾积极投身废奴运动。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他执行西华德“合作政策”，以和平与合作取代武力外交，这使他在列强公使中显得格外“另类”，因而赢得了清廷的好感。事实上，“合作政策”也是美国在国力有限时提出的一种“分羹政策”，成为日后“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
在这种背景下，1867年蒲安臣接受了清政府的委托，率领中国首个近代官方使团出访欧美，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外交历程。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启程，首先抵达旧金山。在美国，他以中国钦差身份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蒲安臣条约》，确认中美平等地位，反对割地要求，同时为美国引入华工提供便利。这一条约不仅是清政府以“修约”为动因的直接成果，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留美幼童”计划的出现，其中便有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随后，使团先后访问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接见，外交大臣克拉兰敦更发表照会，承诺尊重中国独立与安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亦曾接见，但收效有限。俾斯麦则在柏林表示与英国立场一致，愿以和平方式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1870年2月，使团抵达圣彼得堡，觐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在中俄领土争议问题上，沙皇态度闪烁，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数日后，他因肺炎骤然病逝，年仅50岁。清廷追授一品官衔，并赐银万两以表彰功绩。他的遗体运回美国，波士顿在法尼尔厅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中美两国国旗并列悬挂，场面庄严而独特。
蒲安臣的名字被铭记于两国人民的记忆之中。今天，在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堪萨斯州、威斯康辛州，都有以他姓氏或名字命名的城市，其中加州的伯灵格姆市建立于1908年。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悼念他道：“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而如今,我们也可以从当年的蒲安臣身上看出当时清廷的改革精神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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